近日，我院南亚系刘军博士翻译的《歧视与不平等》及《哲学家》等两部译著在中信出版社正式出版。

《歧视与不平等》是托马斯·索维尔（Thomas Sowell）的名著。托马斯•索维尔是美国当代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，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。现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，曾在康奈尔大学、加州大学等讲授经济学课程，亦曾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，曾获总统人文成就奖、全国人文学科奖、布莱德雷基金奖等众多荣誉。

托马斯•索维尔的作品是直面现实社会的，他用事实和一个个的小故事讲出被扭曲的真理，揭示看似牢不可破的谬误。《歧视与不平等》偏重于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谬误，即社会经济结果的统计差异意味着要么是对不太幸运的人有偏见，要么是不太幸运的人有遗传缺陷。每一种谬误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都是合理的，但这恰恰是值得仔细研究它们的先决条件和潜在事实的原因之所在。本书还涉及到其他许多普遍存在的谬误以及许多新的问题，如主流社会愿景，如“社会正义”。

费尔南德•布劳代尔说，“任何一个社会，都没有实现所有地区和所有人口的平等发展。”当“敌对”双方面对以前可能没有考虑过的相反观点，并审视以前没有遇到过的经验证据时，关于社会问题的总体分歧似乎不只是无可避免的了。甚或，这可能也是有益的。双方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因素。应对对方的不同观点，这可能会给双方带来一开始都没有考虑到的因素。不过，这种对立观点的探索性重新审视，在政界、媒体甚至学术界都变得非常罕见。学术界曾经自豪地宣称，“我们来此是为了授人以渔，而不是授人以鱼。”今天，在整个学术部门都致力于推动关于社会问题的特定结论的情况下，似乎特别重要的是，这种对相互冲突的观点的重新审视应该珍而重之，以免我们沦为容易被花言巧语所吓倒的民族，以免我们被一些随意选择的事实或数字所迷惑。

托马斯·索维尔是一名勇敢的黑人知识分子。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探析种族问题，抨击黑人群体中的特权思想和政治正确。他在白人中不受待见，在黑人中被孤立。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献身真理的操守，从未被时代浪潮所打倒，亦从未放弃希望。

《哲学家》是威尔•杜兰特（中文译名杜兰）的名作，他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。

杜兰于188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风景如画的伯克夏县北亚丹镇，父母是来自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国裔天主教移民。尽管母亲期冀他成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，但对神学并没有兴趣的杜兰选择了哲学为终身事业。1913年10月31日，杜兰迎娶了自己的学生察雅•考夫曼（Chaya Kaufman）。杜兰夫妇合著了《文明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，或译《世界文明史》）的后五卷。

1917年，杜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，并于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《哲学与社会问题》（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Problem），这也是他等身著述史的开端。杜兰对哲学与社会问题的探索是终身的。尽管哲学是智慧之学，但普通读者对于哲学并无太大兴趣。这一方面源于哲学著述难掩的抽象与晦涩（显然，译著尤其晦涩难懂），一方面源于哲学本身的曲高与和寡，脱离现实生活，更不用说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。如果说杜威建构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理论大厦，那杜兰则将这一理论大厦的投影清晰地展示在了世人的面前。他让哲学走下神坛的苦行僧式的努力，不仅在于他实用取向的研究主题，即终身探求哲学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，还在于他通俗易懂的叙述风格。尽管是功成名就的哲学家，国内读者对杜兰的了解，更多地来自于杜氏伉俪以历史学家身份合著的《文明的故事》。

老子曰：“不出户，知天下﹔不窥牖，见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不为而成。”杜兰从未涉足中国，但这不代表他对中国或中华文明没有兴趣。相反，他对中华文明有着相当高的评价，对近代中国的失落感到痛惜，也对当今中华文明的复兴有过准确的预言（有兴趣的读者，可参见（《文明的故事》第一卷《东方的遗产》之“中国与远东”部分）。杜兰曾经影响了胡适时代的中国精英，也正在影响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。

世界上有三件事情不可隐瞒：爱、咳嗽与贫穷。你越想隐瞒，却只是欲盖弥彰。老子曰：“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”这三件事情，指向的是文明、健康与贫困，不正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吗？不正是杜兰心心念念的社会问题吗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，读读杜兰哲学，于我们应是有所裨益的。

南亚系供稿